内容提要:基于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监察全覆盖的目标,与公职有关的犯罪单位、关联案件的非公职人员均应当属于监察管辖对象;公安机关管辖的五个涉及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也应当纳入监察机关管辖的范围;监察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行为也应当进行法律规制。在监察管辖与外部刑事管辖的衔接上,重点研究了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协助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对管辖交叉或重合时的检察管辖优先以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刑罚是最严厉的处罚方法,刑事司法是以限制乃至剥夺被追诉人的自由、财产、生命等基本人权的方式运行的,故有说刑法是双刃剑的,有说刑法是恶法的,有说刑法是有副作用的,等等。我认为,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时代,刑法的适用应当越来越坚定地立足谦抑的立场。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谈了理解刑法谦抑原则的体会,引发了一些人的共鸣,现在还想再讲几点。所谓谦抑,望文生义就是谦让、抑制
刑法中的空白罪状刑法学中根据犯罪性质的不同,将犯罪分为自然犯和行政犯。简单来说,如侵犯人身、财产权利这种既违反道德伦理又违反法律的犯罪,即为自然犯;而如大部分的金融犯罪、走私犯罪、涉税犯罪、环境犯罪、信息网络犯罪,因违反国家规定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即为行政犯,该类犯罪属于法律禁止之恶。当然,这两种犯罪有时并非具有明确的界限,行政犯也并非不涉及道德伦理的范畴,如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除违反国家传染病
编者按:本文来自专修宪法的博士同学牟效波的公众号宪法学思录。感谢老同学授权司法兰亭会转载。段落顺序有微调。笔者亲身参与了一起涉嫌强奸案的辩护,对该案一审判决完全不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感到异常失望。法官对女方自己承认的未受伤、未受到威胁、女方事后要钱、女方报警时谎报事发地点等重大疑点都视若无睹,而对女方前后陈述严重矛盾等重大疑点,竟然以均属正常一笔带过。是的,现实世界中,一切皆有可能。但是
摘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统计均表明,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期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犯罪数量有所下降,这说明我国打击拐卖犯罪特别是遏制新增犯罪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徐州铁链女事件引起了各界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关注,但是此案发生于十余年前,并不足以说明我国现在遏制新增犯罪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由于刑法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所以即使现在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也不能适
摘要作为象征性立法的表现,刑法象征性立法的姿态性安抚性情绪化和安全感特征,直接源自立法的虚幻性或空洞性,但其实质根源是单纯的价值宣示或信仰说教。此表现与实质组合成刑法象征性立法的品相。一项刑法立法是否属于象征性立法的识别标准包括现实可能性的事实层面和应受刑事处罚性的实质层面两个维度。依此标准可妥当地判断国内外诸多刑法立法例是否系象征性立法。新型犯罪自然要面对象征性立法问题,而避免象征性立法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