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21年2月22日至2月25日,被害人袁女士在免费领取早餐机的过程中,被电信诈骗分子骗取35万余元。经查,被告人黄某在经营网店过程中与境外人员阿通相识,为索要欠款,黄某开始帮助阿通进行银行转账,因黄某本人账户在帮助转账过程中两次被公安机关紧急止付(涉嫌诈骗),黄某遂开始使用其母亲银行账户。2021年2月25日,袁女士等人被骗款项中的20万元经上级账户转至黄某母亲账户,黄某立即指使其母亲将该20万元取现,另行
在企业经营中,一些企业负责人为使自己的企业尽快获得较优的交易机会或者达成其他的某种商业目的,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利益输送方式,贿赂对方主管人员,并认为单位集体决定,不是我个人的事,出了事也不会追究我,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先看一下笔者办理的两个案例: 其一,某市矿产资源丰富,某企业主王某深知,拿到矿产就是拥有财富,而矿产资源的审批需要主管领导一支笔签字同意。王某与其他股东密谋后,决定出巨资在风景秀丽的
一、问题的提出2018年10月修改施行的刑事诉讼法新增规定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宣告了自2014年以来经历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后,这项制度正式在全国普遍实施。此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量快速攀升,据两高相关数据披露,2019年12月全国适用率为83 1%,2020年达86 8%,而试点中期仅为45%。如同当一个经济体发展达到一定体量时,比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评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情况,同样不能
摘要: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刑法》呈现出粗疏型的立法样态,这虽为因事制宜及灵活操作留下了空间,但也难免给人以政策性刑法的印象。政策性刑法系刑法的政策化,其不同于政策思想指导下的刑法;政策性刑法也非工具性刑法,刑法皆有工具性。但是,在目的性的视野下,政策性刑法与法治性刑法相抵牾。随着社会发展及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刑法》面临着由粗疏型走向精细型的现代转型。精细型的刑法样态与法治性刑法并行不悖。
摘要:限制从属性说以正犯行为同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作为共犯的成立前提,因而面临无法有效应对新型网络共同犯罪的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该说中有着眼于帮助对象必须是他人的犯罪,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的,也有以刑法分则条文的定罪机能为根据,提出帮助犯正犯化说的。但是,共犯的违法性不从属于正犯,正犯合法之时共犯亦可能违法,正犯违法之时共犯亦可能合法,因而应采取最小从属性说
近两年,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监察法》第33条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这一条款的认识和理解,学者仍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由于监察委员会同时承担执纪调查和犯罪调查,移送的言词证据范围以涉嫌犯罪、正式立案调查(一般采取留置措施)为界限,采取讯